哈维·曼斯菲尔德 | 政党政府的起源

哈维·曼斯菲尔德政治哲学研究 2022-12-05

哈维·曼斯菲尔德 | 政党政府的起源

本文摘选自《政治家才能与政党政府》（哈维·曼斯菲尔德著，朱欣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7）第一章（第1-13页）。为方便阅读，推送中删去了原书中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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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是普遍存在的，但直到最近政党政府才开始出现，这是我们在考虑政党政府起源时必须面对的问题。政党的普遍性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在政治领域，人们的行动受动机驱使，而动机能够在意见(opinion)中体现。意见充满争议，尤其是那些有关最重要议题的意见，那些与公民和政体(regimes)生死攸关的意见。争议的存在，使得意见相似的人相互吸引，而意见相左的人互相排斥，进而导致了政党的产生。政治似乎本质上具有偏私性(partisan)。诚然，有许多政体不存在显著的政党，甚至有些完全没有政党，但没有政党的政体并非不具偏私性。它们也许能压制对其业已建立的意见持怀疑态度的政党，但它们不能否认意见的可疑性。在政党并非实际存在的每一个政体中，政党都潜在存在着;在政党实际存在的政体中，也有潜在的政党隐藏在每一个被实际政党视为理所当然的意见之下。所有政体的秘密记录都揭示了不为公民或臣民所见的、政客或朝臣的私人政党，那些自认为建立在可靠基石之上的政体，历史学家已经揭露了其富有争议的假设。

由于政治本质上的偏私性，它对于每个无偏见的观察者又是清楚的，政党政府如今几乎是普遍存在的这一事实就不令人奇怪了。几乎所有政体都声称其具有政党政府，它们会运用政党，承认并赞扬政党发挥的作用。几乎所有政体都以拥有政党为荣，政党被视作新政体与生俱来的权利，西方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冲突似乎并不涉及政党政府的存在，而仅仅在于本质上不同的政党政体的实践。因此，在确保政党政府几乎获得了普遍承认之后，政治科学家研究了那些以政党政府的存在为前提的政党问题:政党对领袖的选举、不同种类政党的代表、政党的功能、“政党制度”的本质，等等。这些复杂而深刻的问题产生的原因很简单:各持己见的党派之争，似乎就足以证成政党政府。

然而，如果政党政府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它直到近期才开始出现的事实就令人费解了。两个世纪以前不存在政党政府，直到最近极少数早期政党政府的典范才被广泛效仿。政党政府的起源与西方文明、现代政治哲学，甚至现代政体的建立都不是同步出现的。在美国，政党是由政体的创始人之一杰斐逊(Jefferson)发起的，他反对其他开国元勋，并对他们的工作进行了修正。在英国，政治家柏克(Burke)首次赞颂了政党，他声称要捍卫辉格党革命的政体，却通过修正它来捍卫。柏克和杰斐逊，作为政党政府的缔造者，最初只有他们赞扬政党。美国的联邦党人和英国的老辉格党人，这些被我们视为现代政体缔造者的名人，他们与当时的信仰并无多大不同:这些人激烈地反对政党政府，程度不亚于他们在支持自由事业方面的热情。如果说政党政府的出现如此晚近令人困惑，那么早期的自由倡导者及自由政体的创始人对政党政府的反对也足以令人惊讶。的确，说他们反对政府未免太温和了。看到生活在自由政体下的理智清明之人把政党政府视为理所当然的，他们一定会大吃一惊。我们必须根据政党政府在过去的完全缺失，来评价它在今日近乎普遍的存在。

由此可见，区分政党和政党政府似乎就很有必要了。政党是普遍存在的，政党政府却是由政党可以是受人尊敬的这种近期发现导致的结果。政党存在的理由简单而有力，政党的受尊重(respectability)而非其存在，才是政党政府的判别标志。早在柏克发表《对当前不满情绪之根源的思考》* 的前一年，即 1769 年，他就写道:“政党之分裂，无论从总体上它的运作是为善抑或为恶，都不能与自由政府相分离。”相比之下，在《思考》中，他把政党视为自由政府在特定条件下必要而有价值的工具加以捍卫。既然柏克在 1769 年断言政党与自由政府不相分离，他在 1770 年又为何给出如此长的论证来称赞政党?柏克在 1769 年所说的“政党之分裂”是指议会中处在人民的视线范围、彼此竞争的小团体;1770 年，他则认为这些团体“总体而言是在行善”而加以拥护。在柏克看来，一个制度无论是否畸形，都与自由政府是分不开的，这是一回事;而一个长期被视作畸形的制度彰显了自由政府真正的美，则是另一回事。

如果我们把国家的公共性建构和私有性建构做区分，就能更好地理解政党的声望。公共性建构是呈现给公众且在学校讲授的规则安排;私有性建构则是政体在幕后真正起作用的方式。正派之人经常能在二者间找到令人费解的矛盾，因为公共性建构和私有性建构的区别并不能与二者目的之间的区别相对应。正派之人错误地以为，凡是得不到公开承认的东西就不能造福于公众。然而，那些只图个人利益的人在公开场合可能是可信的，于是为了有效阻止以个人利益为目的的私人结社，未公开的行动或许必不可少。政党也许总是存在于国家的私有性建构之中，在自由政体中则更为公开;有些代表私人利益，有些则代表公共福祉。直到最近，由于公众对政党的评价发生了转变，政党才在公共性建构中获得地位。事实上，没有任何政党在公共性建构中拥有充分的地位，即便是苏联的共产党。无论法律多么认可并规范政党活动，政党都不享有立法或行政机构中的合法地位，其纲领也不能称为法律或者法令。然而，现如今一党或多党执政已在世界各地成为法律中的本质部分，这也能够反映法律的某种威严。对政党加以谴责以至于希望它们消失，当然不再是公序良俗(public decorum)。

有关政党的意见革命导致的结果是，政党政府遍布各地。这种显著的变化必然让政治学的研究者印象深刻。当他认真反思时，他将寻求它的起源，因为起源是他不能忽视的理解的可能来源。有些变化在不经意间就发生了，能够事后诸葛亮的人可能最了解它们。还有些变化是有意为之的，因此，相比于只接受结果却不反思原初面貌的人，变化的制造者往往对它们理解得更好。如果我们精确地使用这个术语，“政党的创始人” 将是这一惊人变化的制造者，但在知道他们是谁以及弄清其意图之前，我们无法确定他们是否配得上这个头衔。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解释埃德蒙·柏克在英国首次提出政党值得尊重的原因。自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的《论李维》(Discourses on Livy)后，柏克的《思考》首次包含了这类论证。我们不打算对柏克的论证做心理学的分析，或者在其给出或暗示的内容之外，为其论证寻找原因。如果柏克提供的原因是不充分的，这种不充分性也应该在周全的考虑之后再出现，并且应该给出更好的论证来替代。我们也不打算按照福克斯派的辉格党人及皮特(Pitt)的继任者的做法，采纳柏克论证并追踪它在英国政治中的影响。由于本研究是关于柏克的政治哲学及政党政府的起源，它的前提必定是，这两个主题是彼此关联的。这个前提认为，政党政府着重处理的是关乎政党不同意见的问题，既然是有关意见的问题，它就是论证的原因。因此，为了理解英国政党政府的起源，我们必须对柏克支持政党的论证给予最热忱的关注。

之前对英国政党政府的起源所做的研究并不接受这一前提，也没有充分地审视柏克的论证。他们要么在辉格党和托利党的起源中，要么在英国民主制的来临之际，抑或在对反对派的最初宽容之中，寻找政党政府的起源。虽然这些观点将在对柏克论证的诠释中分别得到处理，我们仍旧认为，在此把它们作为对本研究前提的挑战来介绍是恰当的。

▲ 哈维·曼斯菲尔德

辉格党和托利党

“辉格党”和“托利党”的名字源于 1680—1681 年的《排除法案》危机。在将约克公爵排除出王位宝座的努力中，莎夫茨伯里伯爵(Earl of Shaftesbury)把追随者聚集在议会，让他们在选举中就此事展开斗争。国王组织武装力量以捍卫其专权，两个政党因此完全在公众视野之内发生冲突。麦考莱说，“之前的政治团体从未有过如此精密的组织或者强大的影响”，因此“辉格党”和“托利党”“如同英格兰民族那样得到广泛的传播”，“如同英国文学那样持久存在”。丘吉尔说得更清楚，“英国内战(the Great Rebellion)存在不同阵营，从那以后，会有一些政党，虽然不像之前那么生动，但也同样激烈”。精密的组织，煽动性的策略，以及在莎夫茨伯里领导下的最初辉格党人的纪律，最近都被 J. R. 琼斯(J. R. Jones)描述过，辉格党对现代方法的预期也变得清晰。然而对于政党政府的反复无常和摇摆不定，最初的辉格党人士显得过分急迫，而其托利党对手则显得过于顽抗。两党都不愿接受另一方的权利;包括莎夫茨伯里在内的政党领袖，没有任何人愿意永久地保留这个事件所需要的组织和纪律。辉格党产生的《排除法案》是为了应对突发事件，一旦获得成功，政党就应该随之消亡。查理二世在方法和意图上拷贝了辉格党的思想。对于双方来说，政党仅仅是应急的资源，而绝非公共建构中的固定组织。

此外，在 1689 年，作为革命和解的一部分，把天主教徒从王位中排除出去的法案得到通过，这个问题得以解决。在 1682 年，这个问题被让渡给国王党，但当时没有解决。詹姆斯二世利用他的专权推进天主教，滥用托利党的忠诚，使辉格党发起反叛。经过三年的统治，厌恶了他的朋友并鼓舞了他的敌人，他放弃王位，留给革命的发起人一个难得的机会— 一个解决辉格党和托利党最初何以兴起的问题的机会，而不是为辉格党争取胜利的机会。历史学家普遍认为，革命和解对莎夫茨伯里来说并不是一次成功。在麦考莱看来，革命的英雄是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但在特里维廉 (Trevelyan)看来，革命的精神是“机会主义者”(trimmer) 的精神，即著名的反党派人士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 的精神。事实上，辉格党历史学家不愿意赞许革命的发起人巧妙地利用了这一机会，他们也没有充分解释使两党之间能够以无党派方式解决宗教问题的世俗原则。

在《思考》中，柏克提出了英国第一个关于政党政府的论点，但是在小册子的开头，他提到一个颇受欢迎的事实:“以前兴风作浪、分裂国家的大党派，从某一方面说，现在都完全解体了。” 他指的大党派其实是 1 7 世纪因为对神授王权 ( d i v i n e right of kings)、罗马教皇制度、主教制度问题看法不同而划分的政党。柏克表示，大党派的瓦解为政党的名望做了必要的准备。政党在解决这些关键问题之前，绅士们加入某个政党是不会受尊重的，加入不同的政党就更受鄙夷了。对柏克来说，受尊重的政党政府意味着由不大的政党领导的政府，政党政府恰恰建立在大党派消失的基础上。虽然政党名称和它们的某些实践仍在沿用，但它们的本质则是新的:在某种意义上，它们现在是小党派。18 世纪上半叶，辉格党和托利党越来越多地接受了革命和解方案，他们逐渐从《排除法案》危机获得的遗产中脱离，成为小党派。

革命和解是英国政党政府的基础，因为它摧毁了大党派的根基。大党派并不只是在规模和脾性上受到了削弱，从而为政党政府的建立提供可能。它们之所以变小，并不仅仅是因为英国政治家对内战感到疲惫和厌恶，并决定为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事情争论不休，以获得更少的回报。它们之所以变小，其实是由于宗教争论的解决和对神授王权的公然拒绝。1710 年萨切维尔的审判(Sacheverell trial)表明，曾在 1688—1689 年解决的问题可以再次被提出，而且如果被提出，就可以像过去一样热门。18 世纪的政党与 17 世纪冷淡的政党不同，它们拥有一个全新的基础。

但是革命和解只产生了政党政府的基础。虽然 18 世纪的政党是小党派，但直到革命后八十年左右，即柏克的小册子出版之际，它们才获得尊重。在赋予政党更好的名声方面，这本小册子并没有获得即刻成功。罗金厄姆党(Rockingham party)(当时并不是所有的成员)作为一个奉行党派主义的政党，曾是独立存在的，这一记录表明:政党是可以缺乏伟大的。这还不足以摧毁大党派的基础;还必须进一步说明两点:首先，小党派不会因为它们提出的问题升温而变得伟大(great);其次，它们不存在危害，甚至还有积极的好处。柏克的《思考》建立在革命和解的基础之上，他进而论证了两点，它们在捍卫和开启政党政府中是不可或缺的。

▲ 柏克

民主制的来临

另一种观点认为，政党政府起源于英国民主制的来临。这种观点出自政党政府史的研究先驱奥斯特罗戈尔斯基(M. Ostrogorski)，同时也出自马克斯·韦伯。他们认为英国的旧制度(ancien régime)既不是在 1688 年，也不是在 1746 年(最后一次击败斯图亚特的觊觎王位者)，而是在 1832 年，当中产阶级第一次在《改革法案》的通过中感受到自己的独立权力时，才被摧毁。1832 年之前，存在某些贵族团体的政党(韦伯将它们称作名人党)，它们受到很大限制，甚至其分裂都没有扰乱社会的和谐。这些贵族政党偶尔被议会中独行其是的激进派干扰，但从 1750 年到 1850 年，它们受到的挑战主要来自议会外的改革运动，诸如以捍卫《权利法案》为宗旨的威尔克斯协会、新教联盟、天主教联盟、普赖斯博士(Dr. Price)的革命协会，以及反谷物法联盟，等等。历史学家对这类运动有很多研究，将它们视为民主制和社会主义政党的先驱，或者这类政党的早期替代物。议会的各种贵族政党并不乐意拥护民主制和社会主义，但又不得不接受它们。然而，出于某种原因，贵族政党并不像 17 世纪的政党那样抵抗直至内战的程度。相反，它们争取机会，从鼓动反对它们的人手中拿选票，并且认可议会外组织在实现这一目标上的必要性。根据奥斯特罗戈尔斯基和韦伯的理论，政党政府的起源不能从政党自身的起源中寻找，而只能从政党内议会外组织的起源中去寻找。他们根据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来思考政党政府的起源，因此强调政党的组织。奥斯特罗戈尔斯基将书的标题命名为《民主制和政治政党的组织》。

虽然这个论证为诸多有关政党的有益著作提供了诱因，但它缺乏历史感，具有误导性。这个论证忽视了 17—18 世纪的政治家对政党的最重要关切。奥斯特罗戈尔斯基和韦伯评论说，18 世纪存在一个贵族的政党政府，他们其实知道，这种政党政府在 17 世纪并不存在。但他们接下来说，这种差别由于民主制和社会主义的出现而变得无足轻重。奥斯特罗戈尔斯基和韦伯在处理英国政治的问题上犯了与盎格鲁 - 撒克逊人在对待欧洲大陆的政治时同样的错误:他们低估了宗教争端的重要性，低估了 1688—1689 年宗教争端获得和解的重要性。

相反，当柏克将 17 世纪的政党称作“大党派”时，他指的是宗教争端。当休谟说，“根据原则，尤其是根据抽象的推理原则而建立的政党，只有到现代才为人所知，也许它们是迄今人类事务中最特别、最不可思议的现象”，他所指的也是宗教政党。怀着这种异常的热情，休谟对比了各个时代都存在的利益政党(parties of interest)和直到现代才出现的(宗教)原则政党(parties of religious principle)。亚里士多德、修昔底德以及罗马共和时期古代历史学家们的作品中充满了贫富阶层之间的斗争，但对宗教政党几乎保持缄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由于强调民主和社会主义，奥斯特罗戈尔斯基和韦伯的理论更接近古代的政党观，而不是早期现代的政治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观点。然而无论是古希腊还是古罗马，都不了解政党政府: 即使贫富之间的斗争是政治的核心议题，穷人和富人的政党也从未在公共性建构中获得尊重。政党被认为对于政体的健康而言是致命的，而不是至关重要的;政党间的冲突之所以很激烈，在于人们所持的某种信念:只要打败了反对派，政党的祸害就可以消除。于是，为了解决贫富之间的政党冲突，哲学家们选择混合政府，而不是政党政府作为疗方。他们将政党混入政制中，通过建立某种符合各派利益和意见的方案，试图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在提议中，他们试图解决冲突，而不仅仅是缩小冲突的范围;他们向各政党让步以获得他们的忠诚，并劝导他们不再以政党的身份出现。

在柏克看来，宗教争端的和解使得现代政党政府成为可能。因此现代的政党政府预设了宗教争端的提出(raising)。它假定了在毁灭之前，“最特别、最不可思议的”大党派的存在，它们“只有到现代才为人知晓”。进一步，通过考察博林布鲁克(Bolingbroke)对自然宗教的反思，我们将会看到，宗教争端一旦被提出，就不得不以某种方式加以解决，这样它就不会被再次提出。对于宗教争端，18 世纪英国的各个“贵族”政党是开明的(liberal);在这个根本点上，它们都是旧制度的反对者。人们普遍认为，在英国，自由主义和政党政府都是先于民主制和社会主义的，最初的英国自由主义者都是改变信仰的贵族。在欧洲大陆，当宗教争端延续到将政党在社会问题上的分歧复杂化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假定，英国宗教争端的和解不会对随之而来的社会问题的分歧产生重要的影响呢?在现代英国，宗教争端的和解不可能与古代政党政治中宗教问题的缺失产生同样的效果。按照柏克的说法，宗教争端的解决使得政党政府在现代英国成为可能。奥斯特罗戈尔斯基和韦伯在考虑政党政府的问题时，会以民主制和社会主义的派生问题为开端，而这些问题往往是在宗教争端和解之后才形成的。他们对政党组织的研究还需要辅以对早期政党政府观点的研究。

对于马克斯·韦伯忽视政党政府来临之际宗教争端的重要性，我们很难加以指责。韦伯指出，包含政党政府在内的整个现代世界，是从新教或某些清教派别发展而来，他是这类观点派别的领袖。现代政府的“形式”自由允许并鼓励以原则的不同为基础而建立的政党，它们从卡里斯玛领袖的一群追随者发展而来，取代了传统社会中的传统团体(groupings)。韦伯同意休谟的一点是，原则政党只有到现代才为人熟知，但他否认这些政党是不负责任的;相反，韦伯认为它们恰恰是现代政府的特征。现代政府是现代信仰的结果，在英国，现代信仰是其中一个大党派(作者注:并不清楚是哪一个)的一种自然结果或传承。由于现代英国政府是从其中一个大党派中出现的， 1688—1689 年宗教争端的和解就其自身而言并未解散大党派，它只是清教徒教义得以转变的标志。为了吸引两个大党派，政党政府的学说基础出现在某些已经世俗化的宗教宽容的清教教义中。当然，这些学说并没有被虔诚的清教徒们世俗化，清教徒们是追求宽容的狂热分子;他们在革命和解中也没有世俗化，因为革命和解假定他们已经世俗化了。尽管韦伯在某些清教教派的教义中寻找这种世俗化，但他或许认为，为了将一种宗教信仰世俗化，一种世俗学说是必需的。因为他相信，现代政府起源于新教教义的内部转化，并不认为宗教争端的和解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韦伯来说，和解仅仅标志着转化的成功。